黄清 胡明鑫 | 新冠疫情防控中多种信源接触影响政府信任的新模型建构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2期“风险传播与治理”专栏。

作

者

黄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胡明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建构公众接触不同信源影响其政府信任的效应模型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根据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网络调查数据发现：在信源接触对政府信任的直接效应中，公众接触主流媒体、职能部门和医疗机构信源的频度与政府信任水平正相关，但接触国际NGO信源的频度与政府信任水平负相关，而接触用户生成内容（UGC）与人际传播信源的频度与政府信任水平不显著相关；在以正面情绪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中，接触主流媒体、医疗机构和人际传播信源的频度可以提升政府信任水平，其余三种信源（职能部门、国际NGO、UGC）的接触频度对政府信任水平的间接效应则不显著。上述间接效应中引入了情感因素，凸显了公众正面情绪的重要性。这种在直接效应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间接效应的新模型深化了信源接触对政府信任影响的研究，对于提升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具有一定的可应用性。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信源接触；正面情绪；政府信任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防控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一项重大考验，也是国民心理的一次非常体验，更是新闻传播的一次空前实践。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以下要求：“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光明网，2020）。言中，“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指出疫情防控信息在内容上的多渠道来源，而“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是说对疫情防控的心理总动员，这离不开政府与公众之间及时透明的信息沟通、公众的积极情绪以及他们对政府抗疫机构的充分信任。可见，信息来源、公众心理和政府信任这些重要因素在疫情防控中汇聚在一起，而公众对政府的充分信任是疫情取得有效防控的关键因素。

诚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传播学视角中，信源接触则是首要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已表明：公众接触政府发布的公共议题资讯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Song & Lee，2016；胡衬春，2017）。在“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和“H1N1流感大暴发”等公共卫生危机中，信源接触的作用愈加凸显：若当地政府对危机的说辞前后不一，民众频繁听闻这些说辞后，则会削弱他们对政府的信任（Lee，2009）；而当民众接触了政府提供的可信、透明和完整的信息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明显提高了（Quinn et al.，2013；Yang，2018；Holroyd et al.，2020）。

然而，这些文献大多聚焦于政府这一信息来源，实际上，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不止从政府获得相关信息，还会接触其他多种信息来源来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Hu & Zhang，2014；Liu et al.，2016；宋士杰等，2020）。因此，十分有必要考察新冠疫情防控中公众接触多种信源会对政府信任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现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公众信源接触与政府信任的相关性表面，较少深入探究背后的中介机制。不过，一些研究揭示了公共卫生危机中公众情绪极易被其所接受的信息激发（Restubog et al.，2020），以及公众情绪会对政府信任产生较大影响（Xue et al.，2018；张书维等，2020），因此不妨引入情绪作为信源接触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但与通常考察新冠疫情中公众负面情绪（如恐惧、焦虑、抑郁等）（甄瑞、周宵，2020；Chon & Park，2021；Ma & Miller，2021）不同，本文聚焦于正面情绪的中介效应，原因和意义在于：一是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正面情绪（如乐观、同情、感恩等）确实存在，但对其作用缺乏必要的学术关注；二是从心理学的效价（valence）来看，政府信任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期待，与正面情绪有着更强的关联；三是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正面情绪相比负面情绪发挥更加主导的作用，因而建构以正面情绪作为中介变量的新模型更能够说明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机理。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多种信源

信源即信息来源，通常指提供和传达信息的个人、团体或组织（McComas & Trumbo，2001）。相关研究表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会使用多种信源来寻求信息，如查询来自政府部门、主流媒体、聚合媒体、医学自媒体、政务媒体、家庭成员及朋友同事等传播渠道的各类信息（Hu & Zhang，2014；Liu et al.，2016；Park et al.，2019）。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公众同样通过多种信源获取信息以了解疫情防控进展，他们经常接触的信源包括：主流新闻媒体（如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和各地方的卫健委）、医疗机构、在线医疗媒体（如丁香医生、平安好医生、春雨医生）、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个人（如家人、朋友和同事）等（国家信息中心、南京大学，2020；李晓静，2020）。

可以按公众心理诉求及其政府信任对上述多种信源进行分析。首先，应对新冠疫情这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疑离不开相关的公共机构，如负责政策制定和总体管控的政府职能部门、传播政策信息和防控进展的主流媒体、普及专业防护知识的医疗机构、协调各国资源的国际NGO等。这些机构提供的可靠信息有利于人们缓解焦虑紧张、减轻心理压力，也是公众有可能产生正面情绪的主要信源。此外，由于公共卫生危机事关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个体用户在数字媒体上生产的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和一般人际传播也是影响公众情绪的重要信息来源。其次，可以根据信源与政府立场的相近性来划分与政府信任有关的信源种类，诸如与政府立场高度一致的信源有隶属于政府的职能部门、为政府发声的主流媒体，以及受到政府管辖的医疗机构；独立于政府立场之外的信源，如国际NGO等；与政府立场较难统一的信源，包括内容纷繁复杂的UGC和众说纷纭的人际传播。

综上分析，本文选择六种信源进行考察：（1）主流媒体，如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2）职能部门，如国家卫健委、各地方卫健委；（3）医疗机构，主要指公立医院及其医护人员；（4）国际NGO，如世界卫生组织等；（5）UGC，即普通公众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发布的内容；（6）人际传播，如家人、朋友、同事等。^①

（二）直接效应：信源接触与政府信任

公众的信源接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信源的立场。例如，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一些电视新闻制作者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大量披露政府部门的负面事件，因而公众频繁观看电视新闻会降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Robinson，1976）。然而，也有报刊和电视经常向公众传播政治知识并报道政府积极介入各类社会议题，频繁接触这些信源则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Becker & Whitney，1980；OKeefe，1980）。如今，国内学者开始比较公众接触不同类型的媒体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一般而言，公众接触官方媒体或主流新闻媒体有助于提升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而频繁接触非官方媒体或独立于官方的新兴媒体则容易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卢春天、权小娟，2015；胡荣、庄思薇，2017；薛可等，2017；朱博文、许伟，2019）。

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各种信源大量传播有关政府疫情防控成效的评论（国家信息中心、南京大学，2020）。主流媒体积极传达政府的防疫政策并高度赞扬政府的防疫举措（王异虹、张洋，2020）。职能部门则是疫情防控政策的直接执行者。而医疗机构与政府关系密切，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是政府防疫政策和举措的专业执行者。鉴于上述信源立场与政府高度一致，往往会提供大量有关政府抗疫成效的正面信息，彰显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表现。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公众接触主流媒体（H1.1）、职能部门（H1.2）和医疗机构（H1.3）信源的频度与其政府信任水平正相关.

与主流媒体、职能部门和医疗机构不同，国际NGO、UGC和人际传播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与政府立场并非完全一致。国际NGO传播的信息可能同时涉及有关政府抗疫工作的正面与负面评价（刘铁娃，2021）。UGC和人际传播不具备统一的价值标准，其内容观点非常庞杂，包含对政府工作的积极和消极评论（Li et al.，2020），并伴随着大量不实信息，接触这些庞杂内容容易导致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趋于摇摆不定。据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公众接触国际NGO（RQ1.1）、UGC（RQ1.2）和人际传播（RQ1.3）信源的频度如何影响其政府信任水平?

根据与政府立场的一致与否，可以预期公众接触主流媒体、职能部门和医疗机构三种信源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式不同于他们接触国际NGO、UGC和人际传播信源对政府信任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职能部门、主流媒体和医疗机构与政府立场的一致程度依次递减，因此接触这三种信源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强度也会存在相应的递减。尽管国际NGO、UGC和人际传播都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但他们所持的立场各有差异，所以接触这三种信源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提出以下问题：

RQ2：公众分别接触六种信源对其政府信任水平的直接效应有何差异？

（三）间接效应：正面情绪的中介作用

面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情绪容易主导人们的认知与判断（Restubog et al.，2020）。面对新冠疫情时亦如此：人们若关切疫情的潜在后果，容易产生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甄瑞、周宵，2020）；人们若关注疫情的防控进展，则会产生希望等正面情绪（张琛等，2021）。通过考察新冠疫情期间的微博舆情，研究发现“希望”“健康”“平安”“致敬”“相信”等正面情绪是微博舆情的主导情绪，较之于负面情绪或中性情绪，正面情绪的传播效果更为突出（杨潇坤等，2021）。此外，在日常表达中，人们倾向于回避消极话题，转而谈论积极话题以获得生活的希望与热情（Garcia et al.，2012）。新冠疫情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产活动，因此，相较于负面情绪或中立情绪，人们更需要正面情绪来提升抗疫的信心与斗志。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推进，抗疫成效日益凸显，公众的正面情绪也日渐高涨。因此，本文聚焦于公众的正面情绪。参照前人研究（Su et al.，2021），疫情防控中公众的正面情绪包括：对疫情防控成效的乐观，对抗疫人员的同情、感恩和关爱。

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冠疫情中公众正面情绪的产生及其效应。情绪认知评价理论认为，情绪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个体情绪产生于对外界环境中刺激物的评价（Lazarus，1991）。具体来说，个体感知到环境中的某种刺激后，如信息刺激，就会对该信息作出评价，进而产生一种特定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又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决策与判断（Gasper & Bramesfeld，2006；林宝民等，2019），即形成“信息刺激—情绪产生—决策判断”两个阶段。

在“信息刺激—情绪产生”这一阶段，公众的正面情绪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受到外界刺激后引发，信源接触便是激发公众正面情绪的重要因素。公众的信源接触对其正面情绪的影响亦与信源的立场有关。主流媒体、职能部门和医疗机构与政府高度一致，这些信源会贯彻疫情防控期宣传舆论工作的要求，通过事实报道和价值引导，回应公众的情感诉求、满足公众的认知需要，起到“稳定人心、提振信心、增强决心”的重要作用（赵淑萍、李超鹏，2021）。公众频繁接触这些信源，获取大量正能量信息，其正面情绪相应提升。在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公众接触主流媒体（H2.1）、职能部门（H2.2）和医疗机构（H2.3）信源的频度与其正面情绪正相关。

然而，当公众接触那些与政府立场并非高度一致的信源时，引发其正面情绪的过程更为复杂。比如，国际NGO通常以价值中立的方式传播疫情实时动态和抗疫进展（冯·伯格丹迪等，2020）。因此，公众接触国际NGO的信息能否显著引发其正面情绪需要进一步探索。另外，UGC和人际传播的立场十分多元。一方面，人们会传播和分享正能量信息，从不确定性中寻求宽慰与希望（Yang，2012）；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在数字媒体平台和日常交流中宣泄焦虑、恐惧甚至愤怒等负面情绪，通过情绪发泄来化解心理压力（黄清，2020）。当多种情绪共存时，负面情绪可能会抑制正面情绪（Ticeetal.，2004），因而需要进一步确定公众接触UGC和人际传播的信息后会对其正面情绪产生什么影响。故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3：公众接触国际NGO（RQ3.1）、UGC（RQ3.2）和人际传播（RQ3.3）信源的频度如何影响其正面情绪强度？

在“情绪产生—决策判断”这一阶段，在新冠疫情中，公众的正面情绪会影响他们对政府可信性的判断。政府信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任形式，通常会受到认知和情感两方面因素的影响（McAllister，1995；Zhang et al.，2014）。但在重大突发疫情的防控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更受情感因素的影响。因为个体几乎无法凭自身力量来应对此类公共卫生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支持与救助。这种依赖形成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情感纽带，而公众持有的正面情绪能够促进情感纽带的建立。所以，公众的正面情绪是影响其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正面情绪的具体表现而言，人们对抗疫成效的乐观意味着他们相信政府机构能够带领全社会齐心协力抗击疫情。奋战于一线的抗疫人员有些来自政府部门，还有一些受到政府的委托，所以可将他们视为政府抗疫的执行者与代理人。人们对抗疫人员抱有同情、感恩与关爱之情，连带着对政府的认同与信赖。所以，公众感受到的乐观、同情、感恩与关爱等正面情绪能够提升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一般而言，公共事件中个体的情绪会逐渐扩散，在群体中形成影响甚广的公众情绪（袁光锋，2018），疫情中个体的正面情绪蔓延也是如此。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感受到这些正面情绪时，他们就倾向于相信政府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社会正常运转。而且，在非常时期和重大事件中，促成公众的正面情绪是政府获得人民支持和信任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张雪魁，2020）。因此，提出假设：

H3：公众的正面情绪强度与其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正相关。

综上所述，根据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的“信息刺激—情绪产生—决策判断”机制，本文推论正面情绪在多种信源接触与政府信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在疫情防控中，这一反应机制则具体化为公众的“信源接触—正面情绪—政府信任”，考察这一过程可以揭示：公众接触多种信源获取疫情有效防控的信息，从而影响其正面情绪，而这些正面情绪又会影响他们判断政府是否可信。所以，公众的正面情绪有可能在不同的信源接触与政府信任之间起着不同的中介作用。鉴于公众接触上述六种信源对其正面情绪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关的中介效应强度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和问题：

H4：公众的正面情绪在接触主流媒体（H4.1）、职能部门（H4.2）、医疗机构（H4.3）、国际NGO（H4.4）、UGC（H4.5）和人际传播（H4.6）六种信源的频度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发挥中介效应。

RQ4：上述六种中介效应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图1描绘了各变量之间的假设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人们普遍能够感受到各种情绪。尽管负面情绪不时出现，但也不乏正面情绪产生。考虑到正面情绪始终存在并将伴随着疫情可控性增强而日渐在公众中占据主导地位，笔者最初于2020年1月31日至2020年2月9日，委托问卷星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项在线调查。问卷星的样本服务由260多万名注册用户组成，样本具有多元的人口统计特征。问卷星平台向样本库中的用户随机发送2840份邀请，1656名用户完成了问卷，回收率为58.3%。剔除数据不完整或回答明显有误的无效问卷，最终收集1568份有效问卷。该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见表1。

（二）变量测量

1.  信源接触频度

参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源种类（Hu & Zhang，2014；Liu et al.，2016；Park et al，2019；李晓静，2020）和新冠疫情暴发早期公众经常接触的信息来源（国家信息中心、南京大学，2020），测量公众从常见的六种信源中接触新冠疫情信息的频度是：（1）主流媒体（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M=4.17，SD=0.98）；（2）职能部门（如国家卫健委、各地方卫健委等）（M=3.46，SD=1.13）；（3）医疗机构（主要指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M=2.87，SD=1.18）；（4）国际NGO（世界卫生组织等）（M=2.79，SD=1.30）；（5）UGC（普通用户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生成的内容）（M=3.07，SD=1.19）；（6）人际传播（家人、朋友、同事等）（M=3.49，SD=0.93）。问题答案选项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1=从不，5=非常频繁。

2.  正面情绪强度

根据公共卫生危机中正面情绪的测量（Allen Catellier & Yang，2012；Yang，2012），本研究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1=没有感受，5=感受强烈）询问受访者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所感受到的（1）乐观，（2）关爱，（3）感恩，（4）同情（M=3.59，SD=0.95，Cronbach's α=0.72）。

3.  政府信任水平

政府信任包括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政府信任的测量援引前人研究（Mayer & Davis，1999；Su et al.，2016），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考察受访者对以下六个问题的同意程度：在新冠疫情防控中，（1）“中央政府是值得信赖的”，（2）“我相信地方政府的能力”，（3）“我相信地方政府为民着想”，（4）“我相信地方政府是正直的”，（5）“我相信地方政府可以保持信息透明”，（6）“总体上我相信地方政府的工作”（M=3.98，SD=0.66，Cronbach's α=0.85）。通过主成分提取方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仅提取一个因子，特征值为3.50，解释了58.3%的变异量，确认了上述测量问题的单一维度特性。

4.  控制变量

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和风险感知是控制变量。年龄是连续变量（M=31.02，SD=9.00），性别是二分变量（男性为50.3%）；家庭月收入（中位数=7.00，10001~15000元/月，SD=1.96）和受教育程度（中位数=7.00，大学本科，SD=0.92）是定序变量。根据相关研究（Yang，2012；Kim & Niederdeppe，2013），采取五级李克特量表，通过“易感性”乘以“严重性”来计算个人对疫情的健康风险感知（M=7.22，SD=4.11）：（1）易感性，即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可能性（1=完全不可能，5=非常可能）；（2）严重性，即新型冠状病毒对人体健康的威胁程度（1=完全不严重，5=非常严重）。

四、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AMOS软件进行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使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likelihood estimation），并用bootstrapping算法测试了直接、间接和总体效应（bootstrap sample size=10000），置信区间为95%。在结构模型中，六种信源的接触频度和五个控制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参照模型拟合指数阈值（Hu & Bentler，1999；Kline，2011），假设的结构模型显示较好的拟合度：χ²（7）=9.62，p=.21，RMSEA=.02，SRMR=.01，CFI=.99，TLI=.99。该模型解释了政府信任中约14.3%的变异量（R²=.143）。在控制变量中，风险感知与正面情绪负相关（β=-.09，p<.001），年龄（β=.08，p<.001）和风险感知（β=-.07，p<.01）分别与政府信任显著相关。

与H1.1，H1.2和H1.3一致，公众接触主流媒体（β=.10，p<.001），职能部门（β=.14，p<.001）和医疗机构（β=.06，p<.05）三种信源的频度分别与政府信任水平正相关。关于RQ1.1~1.3，分析结果显示，接触国际NGO信源的频度与政府信任水平负相关（β=-.10，p<.001），而UGC（β=-.01，p=.77）和人际传播（β=.01，p=.62）信源的接触频度与政府信任水平的相关性不显著。可见，关于RQ2，六种直接效应在方向和强度方面存在上述差异。

在信源接触与正面情绪的相关性方面，公众接触主流媒体（β=.15，p<.001）和医疗机构信源（β=.13，p<.001）的频度与正面情绪正相关，而接触职能部门信源的频度（β=.04，p=.15）与正面情绪并未显著相关，因此H2.1和H2.3成立，H2.2不成立。针对RQ3.1~RQ3.3，接触国际NGO（β=-.03，p=.29）和UGC（β=.04，p=.18）两种信源的频度与正面情绪的相关系数不显著，只有人际传播信源接触与正面情绪显著相关（β=.09，p<.001）。此外，正面情绪强度与政府信任水平正相关（β=.23，p<.001），H3得到支持。

在间接效应方面，主流媒体（β=.04，p<.001，CI[.02，.05]）、医疗机构（β=.03，p<.001，CI[.02，.05]）和人际传播（β=.02，p<.01，CI[.01，.04]）三种信源的接触频度通过正面情绪对政府信任水平产生间接影响。因此，H4.1、H4.3和H4.6成立。相比之下，公众接触职能部门（β=.01，p=.15，CI[-.003，.024]）、国际NGO（β=-.01，p=.29，CI[-.02，.01]）、UGC（β=.01，p=.16，CI[-.003，.021]）三种信源的频度通过正面情绪对政府信任的间接影响并不显著，因此H4.2、H4.4和H4.5不成立。上述间接效应的显著与否以及强度回答了RQ4。

图2描绘了基于统计结果的路径模型图。

五、结论、讨论及应用

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生产主体多元化、传播方式多向化、传播结构去中心化，舆论场因此日趋错综复杂（李明德、朱妍，2021）。新冠疫情的相关信息正是在这样的舆论场中传播与扩散。不同于旧有的单一信源接触，如今，公众通过多种信源接触疫情信息，获取有关疫情的多方观点，进而形成自身的认知与判断。基于此，本文提出的多种信源接触影响政府信任的新模型对于理解复杂舆论场中公众的态度与认知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从信源接触与政府信任的现有研究出发（Quinn et al.，2013；卢春天、权小娟，2015；胡荣、庄思薇，2017；薛可等，2017；Yang，2018；朱博文，许伟，2019；Holroyd et al.，2020），本文引入正面情绪作为中介变量，建构了一个公众通过多种信源接触引发其正面情绪从而影响政府信任的模型。该模型不仅包含了公众接触多种信源对其政府信任水平的直接效应，而且阐明了接触不同信源会激发他们不同程度的正面情绪，并在不同水平上提升其政府信任水平。这种以正面情绪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与目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情感转向”趋势相契合，即情感贯穿了内容的生产、流通以及接受的各个环节，成为理解传播效果的基本逻辑（常江、田浩，2021；Wahl-Jorgensen，2020）。

从内容的生产和流通来看，公众接触特定信源能够放大其正面情绪取决于信源生产的内容属性，这需要“建设性新闻”的积极引导。与西方习惯的“揭丑”或“扒粪”等负面性新闻报道不同，建设性新闻的核心之一即是通过正面报道向公众传递正能量，赋予人们希望等正面情绪，促进全社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麦金泰尔，2019；唐绪军，2019；吴飞、李佳敏，2019）。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公众接触主流媒体、医疗机构和人际传播信源都能显著增强其正面情绪。可见，这三种信源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显然，这一发现增添了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主体，使得主流媒体不再是引导公众情绪的唯一信源（党君，2020；任媛媛，2020）。随着数字技术广泛赋权于民，诸如医疗机构和普通个体等都能传播正能量以促进全社会齐心抗疫。

此外，相较于主流媒体、医疗机构和人际传播，公众接触职能部门、国际NGO和UGC三种信源却不能显著提升其正面情绪。这一信源接触的效果差异同样可从信源主体的内容生产来解释。作为抗疫行动主体，职能部门传递的疫情信息以客观事实为主，如全国各地的疫情通报，而相对缺乏情感信息的传递。因此，公众接触职能部门的信息，较难激发正面情绪。而国际NGO和UGC两种信源传播的内容十分多元化，既包括抗疫的正面信息也含有疫情防控的负面信息。因此，当公众同时接触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他们的情绪变动较为复杂，不太容易引发单种情绪（例如正面情绪）的显著变化。

就对内容的接受而言，公众经由信源接触而激发的正面情绪对其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凸显了情感因素的重要性。分析发现，在疫情暴发初期，公众的情感以恐惧和焦虑等负面情绪为主；但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开展，公众经常接触多种信源提供的正面报道，逐渐产生乐观、感恩、关爱和希望等正面情绪。而这些正面情绪的不断积累将抵消早期的负面情绪，呈现出由消极向积极演化的特点（杨潇坤等，2021）。当公众普遍感受到正面情绪时，积极情感的力量就会影响他们的认知理性，包括对政府可信性的判断。由此形成的“特定信源接触—正面情绪积累—政府信任增强”机理阐明了公共议题传播中的一种情感转向（袁光锋，2018）。

综上结论和讨论，本文研究能为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提供以下建议：

第一，信源接触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直接效应显示，公众频繁接触来自主流媒体、政府职能部门和医疗机构的信息有助于提升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其中，频繁接触职能部门信源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最强，接触主流媒体和医疗机构信源的效果其次。经常接触国际NGO信源有可能降低政府信任水平，而接触UGC和人际传播信源对政府信任水平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些发现证明了信源接触对政府信任的直接效应主要取决于信源的立场。若将信源与政府立场的一致性视为一个连续统，可以发现一致性程度越高，信源接触对政府信任的直接效应越强；而当立场不一致时，这种效应则不再显著。因此，在保证信源多元化的前提下，可以重点建设疫情防控的三种信源，即职能部门、主流媒体和医疗机构，通过传播价值引导和科普防护的信息来促进疫情防控，从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第二，公众的正面情绪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水平。间接效应显示，公众越频繁地接触来自主流媒体、医疗机构和人际传播的信息，他们的正面情绪越强烈，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越高，但三种间接效应的强度依次递减；而接触职能部门、国际NGO和UGC产生的信息，对政府信任的间接效应并不显著。这种不显著可能与相关信源传播的内容没有明显的情感特征有关：在公共卫生议题中，职能部门和国际NGO倾向于使用不带情感的语调呈现信息（Holmes et al.，2009）；而UGC中混杂着负面情绪和正面情绪，难以形成明确的情感导向。公众接触这些信源无法引发其正面情绪，从而没有显著的间接效应。从显著的间接效应及其强度来看，主流媒体可以大量报道抗疫人员的感人事迹与抗疫进展，医疗机构则呈现疫情防控进展的客观数据，同时辅以人际传播的相互鼓励与支持，由此增强公众的正面情绪并提升其政府信任水平。

第三，研究表明，正面情绪作为中介变量并未显著调节职能部门信源接触与政府信任。针对这一发现，本文建议政府职能部门多措并举，提升公众的正面情绪。例如，除了传递客观事实以确保信息公开透明之外，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大正面宣传报道力度，多传播具有情感温度的话题，更好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从而提升公众的正面情绪。当公众的正面情绪提升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也可能随之增强。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建构的模型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调查数据距成文已有一段时间间隔。但模型依然可信，因为疫情暴发初期公众接触疫情后果信息一般以负面情绪呈现为主，那时产生的正面情绪尚有如此中介效应，不难推测当国内疫情总体得到有效控制而进入防控常态化时期，公众频繁接触疫情防控信息越加容易产生正面情绪，其作用越加凸显，模型中的间接效应更加显著。而验证这一点，有赖于补充后期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其次，本研究采用横截面调查方法，没有追踪疫情防控过程中公众正面情绪的动态变化。为此，未来研究需要展开追踪调查，以进一步确认疫情防控各个阶段中正面情绪的中介作用，并深入了解正面情绪在模型中的因果机理，以提高该模型的解释力。

注 释

①尽管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在线医疗媒体是发布疫情信息的重要平台（国家信息中心、南京大学，2020），但其中的疫情实时动态来自国家和地方各级卫健委等职能部门、防疫措施信息来自医疗机构，因此，为了避免信源重复，本文并未纳入在线医疗媒体。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移动传播中风险议题显著性演化的新机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9CXW029）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黄清、胡明鑫：《新冠疫情防控中多种信源接触影响政府信任的新模型建构》，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2期，7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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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媒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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